我走访过很多先进的城管队员，写了很多稿子，《法制日报》、《宿迁日报》都曾刊登过，我热情赞美了他们受到当地群众拥护的先进事迹。

我国历来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乡土和人情社会，是一个法治传统较为薄弱的社会，是一个以以吏为师、导民纯化的社会。司法问题历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

司法不是政治和政策的审判，而更重要的是法律的审判。现在对中国司法公正的呼声中，根据我们的考察，并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要求，也是中国国内底层社会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呼声，更是中国学术界和法律界的普遍呼声。司法在严守自己的领地、严格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必须融贯民情、民意，必须回应民众的要求和期待。只有健康的司法才能培育健康的民意，不健康的司法只能滋生不健康的民意。中国对人民的理解大多是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

如果法官的裁判与公众普遍的正义情感、共同意识、集体良知背道而驰，裁判与民众的认知和接受太脱节、太离谱，必然会为广大民众所唾弃。进入 于建嵘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改革 。监管的也不是组织行为是否符合政府意愿，而是保障优惠资格没有被误用或滥用。

公盟被执法的案例再次直击当前民间组织面临的法律风险，以及执法体系的程序正当性，并触及公民最基本的宪法结社权利。上述法律逻辑形成中国非营利组织相关法律体系内的自相矛盾，以及合法选择的不可行性，或曰法律陷阱。）7月14日，以为了公共利益的公民的联盟为组织定位的公盟，同时接到分别来自北京市国税局、北京市地税局下达的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地税拟处罚30多万元，国税拟追缴18万多元所得税并处93万多元罚款，两局拟罚款总额142万多元。公民有法定权利，在权利范围内自行决定相应的行为，比如结社自由权，意味公民有权志愿结社、不结社、决定组成什么样的组织等。

免税组织的资格需要经过审批，并有一系列监管政策，审批的不是结社或组织存在的合法性，而是特定优惠的享有资格。这类审批的对象可视为特定法定权利的结社，监管的指向也是其特定法权的对应责任。

为了使自己的行为靠近法律体系，不少非营利组织选择了工商注册。因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对公盟做出查处的法律程序是什么？如果对公盟的执法，不是依据法律程序做出的判定，而是为一个既定结论寻找法律依据，那么被置于危机的就不只是法律政策的完善性，而是执法系统的威信和社会对法之精神的信心。公盟成立于2003年，原名阳光宪政。因个人的、组织的、政治的、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利益的理由，损失公民的权利和法律的程序正义，将付出的社会代价是巨大的。

最后的执法事实几乎可以是任意选择性的。认真对待权利，维护法律的正当性，就是保护自己。不过，由于法律陷阱的存在，人人都是违法的，从而谁都可能成为被执法的对象。法律自身的困境，造成依法执法的必然不可行性。

另一方面，与企业注册条件明确的法律流程不同，非营利组织的审批—所谓业务主管单位--是没有明确责任主体和法定程序的，完全取决于主观的部门意愿，从而大多数民间自发的组织不具有被批准的路径。不说执法部门没有力量取缔于合法组织10倍的所有非法组织。

被迫作为营利性的企业运作，除面临33%（新税法实行后为25%）的企业所得税，以及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等等税务外，合法性仍然存疑。一方面，所有未经特定批准和登记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均被置于非法境地。

第二，不能以利益为原因限定权利。以权利的代价获得利益，无异于燃梁取火，这是为什么伏尔泰所言宁可损失自己利益也要捍卫他人权利。以此思路处理社会矛盾，实现执政意志，是在积累问题，其结果是带来更多的社会混乱。法规与宪法之间的抵触，由于中国尚无违宪审查程序，给法律陷阱容留了空间。但实际是，在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中，没有永远的胜者。国税和地税的处罚理由均是公盟2006年以来收到的来自耶鲁大学的四笔资助款。

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性的企业，作为公民的一种组织形式是类似的，所不同的是前者直接贡献于公共利益，起到公共财政应有的社会作用。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进入专题： 公盟 法律危机 。

即使对于利益的所得者而言，长远看，没有人是受益者。7月17日，北京民政局做出《关于取缔公盟法律研究中心的决定》，并上门查抄了公盟，没收包括电脑、办公家具、案件资料、调研报告等在内的所有物品。

公盟的危机显示出中国民间组织的法律危机，也反映了当前中国法律体制中的一个普遍挑战，即法律体系的一致性，以及合法选择的可能性。依据现行法律，非营利组织必须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三者之一，才能获得组织的合法性。

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说明公民相应行为不需要经过政府审批，其合法性自然具有法律基础。在法律中的所谓自由，即公民决定。可见的事实是：它被执法的原因和法律程序，是非营利组织的偷税、结社权利的非法，是庞大的潜在非法组织中的一次选择性执法。法律也不是猫捉老鼠，暗藏在后面，突然扑上去抓住猎物。

国税局和地税局均在50%到5倍的处罚额度之间选择了最高限度—5倍处罚。但此次执法行动来自不同部门，步调、口径异乎寻常地一致，却引出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执法的程序正当性。

法律不是捕鱼网，期待越多鱼套入网中越好。他们发起或参与的事件还包括发起北京律师协会直选活动、对绿坝软件提出法律意见等。

法之所以被称为法，最基本具有可预期性、普遍性。2008-2009年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贾西津：医学硕士，法学（社会学）博士。为什么他把权利远远看重于自己眼下的胜负利益？所谓利益，是排他的、互斥的、你有我无的，人们的利益之间存在分配和争夺。即便真有力量如此执法，严格遵循没有经过政府批准，人们就不可以互相帮助、不可以办老人院、不可以关护残疾儿童、不可以保护环境、不可以改善社区、不可以从事任何不营利的事业，社会几乎就无法维系了。民间组织由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双重管理的制度，自产生之日就一直广受争议，无论民政部门还是工商部门，都非常理解这种法律现状，也意识到民间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问题，很少带着非法组织的眼镜去面对中国民间组织的工作。

如果是例行工作流程，税务局随机对纳税单位进行抽查，国税、地税为什么同时并一致地抽查了一个组织的问题？如果是有人向多部门举报，三个部门几乎在同一时间完成各自程序不同、内容不同的查处过程，也是一件小概率事件。法律是灯塔、是地平线，可见地、水平地、具有持续性的，帮助人们判断方向，避免可能的危险。

换言之，公民结社是自由的。这是为什么法律的尊严、程序的正义，比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远更重要。

他们的研究报告或文册包括，《公民维权手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研究》、《中国信访报告》、《中国新闻自由度观察报告》、《中国人权发展报告》、《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等。在上百万潜在非法组织风险的非营利组织中，公盟被作为一个个案执法，这个判例可能形成的法律路径之影响是无可忽视的，有理由对这个典型个案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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